畢飛宇、蘇童、李洱，三位茅獎得主看一位編輯家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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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業生涯里，程永新把更多的時間用于面對他人，把一部分時間用于面對自我。不論時間多少，一個小說家的能力和才華，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擋的。”8月27日下午在上圖東館舉行的《穿旗袍的姨媽》分享會，集合了三位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蘇童、李洱，畢飛宇如此評價作為小說家的程永新。

《穿旗袍的姨媽》是《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的長篇小說代表作，初版于2007年，作為“流浪三部曲”首部曲，引起關注。余華曾稱這部小說是“一部簡潔而博大的長篇之作”，并表示“對程永新后來放棄寫作感到十分可惜”。評論家程德培對這部小說也給予高度評價，“十幾年了，我幾度重讀這部小說，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每次都會引起我對‘如何敘述上海’這一命題的思考。身世之謎、成長之惑無疑是小說寫不盡的主題”。

在這場分享會上，程永新坦言：“建立寫作者的職業心態，這方面我是缺乏的。我就是努力，如果上蒼對我厚愛，我努力把第三部寫出來。這次我在東澳島（文化綜藝《我在島嶼讀書》）和蘇童、余華在一起，余華給我推薦了西班牙當代作家馬里亞斯的《如此蒼白的心》。看完以后非常震撼，顛覆了我對當下敘事的想法。我去年寫了幾萬字，畢飛宇的新長篇推翻了好幾次，我要向他學習，推翻自己，盡可能準確地概括這個時代。”

《穿旗袍的姨媽》記述了主人公男孩駱駝的少時經歷。沒有父親，和母親、兩個姐姐寄居在孤僻古怪的二姨媽籬下的駱駝從小就習慣蜷縮于自己的小天地，“恰似一個飛行員蜷縮于機艙內，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

畢飛宇在小說里讀到了一個“黑洞”——主人公的父親。小說里的“我”有中耳炎，扁桃體也容易發炎，在做手術全麻時，醫生詢問他叫什么名字、幾歲、爸爸是誰之類的問題，以此判斷是不是麻醉成功了。像黑洞一般的父親就出現在手術之前，一個人即將進入深度睡眠、不省人事之際。在那樣的時間點，小說里的“我”是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的，手術之后，當他醒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的父親是誰？他在哪兒？這樣的處理給小說帶來巨大的內在推動力。

蘇童評價，《穿旗袍的姨媽》中的姨媽作為文學形象，代表著一種上海風。“在這部小說里，程永新寫的大量是上海，‘我’的親人——姨媽、母親、姐姐，在那樣的年代里，一個男孩的成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部小說是成長小說。小說的結尾處理得很淡，但整部小說有一股悲愴的氣味，最后有一筆，‘我’坐著火車回來，回上海時路過了父親的故鄉，一個人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李洱也同意蘇童的看法，“這是一部成長小說，它和今天年輕人的成長之間具有直接的對應關系。我們今天享受著生活的方便、自由、快樂，這樣的生活與《穿旗袍的姨媽》里所描寫的生活形成對照，對我們了解今天的生活有很大的幫助。小說里父親形象的缺失，使得反抗失去了具體的對象，就是在這種不明確但依然要反抗的過程中，我們在逐步成長。”

主持這場分享會的學者王堯認為，要讀懂程永新作為小說家和編輯家的雙重身份，有三部作品值得關注，一是記錄他與眾多寫作者通信的《一個人的文學史》，二是集合近年作品的小說集《若只初見》，三是再版的長篇小說代表作《穿旗袍的姨媽》，“這幾部作品都在中國文學出版的重鎮——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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